第贰零九章 纠结成了主旋律 (第5/10页)

义的宣扬就不如对抗共產主义的宣传来的重视。廿世纪七零年代因为国府处境日益艰难，台湾在风雨飘摇之际拍了许多抗日的爱国电影，但没多久爱国电影就转向军校、新兵训练营的主题居多。一方面当然是顾及与日本的关係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认同感的问题，纯民族主义的抗日主题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，实在和社会脱节太多。

    不只台湾，其实整个华人的价值观自古以来就是以实用为主，要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是非常困难的，通常都只是对当代有着实用性的因素，特定时间曇花一现的时代產物而已。这不是说华人功利，而是华人更重视生活价值与文化内涵，而这两者是中华文化圈发展的基础。

    民族主义比较像是宗教信仰，对自己民族的高度崇拜，对外部势力的排斥…，这和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华民族是格格不入的，起码在满清之前是这样的。但即便满清入关之后，虽然以夷狄之辨扩大到排斥一切外来事物，但起码在还任用了明朝洋官汤若望担任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。

    易中天在论述华人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时，说华人是「信而不仰、仰而不信」，信而不仰指的是孔子的「祭如在」观念，也就是相信鬼神存在，只在祭祀的当下。祭祀一结束，立刻回復到「子不语」，也就是俗语常说的「心诚则灵」，当然不信则不灵。儒家思想对于信仰就是这样子实用主义！而仰而不信，则是说明中国人对信仰的功利主义的运用。心诚则灵的目的得是有求必应，只要有求必应，那么香火一定鼎盛。如果所求不应，华人的态度不是坚定信仰，而是换个神明。但是换个神明，也不是意味着就把原来的菩萨、神明丢了，而是再多找个专业的来信。比如要考试，原来拜关公的，这些也得求求文昌帝君；想要孩子的，本来拜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