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7章 天下谁人不识君 (第13/21页)

，工商杂户不得服黄，且禁止工商乘马。商人的私有财产也得不到法律保护，朝廷可以任意没收。如开元二十二年没收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贯。建中三年，“刮富商钱，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”，“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，意其不实，则加搒捶，人不胜苦，有缢死者”。

    朝廷对商贾过于迫害，这样一来，商贾们必然支持各地藩镇对大唐朝廷的反叛，冀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，从此成为藩镇割据的基础。结果两百多年来，一直就是士人轻商，武人重商，而宋一统中原后，实际上抑商的现象远不及前朝严重，但是现在又有谁知道？朝廷重士，已成风气，天下承平之后，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沿袭唐律？继嗣堂一直的作风就是居安思危，他们不会坐等朝廷的政策下来再做反应。

    况且就算朝廷不抑商，他们有太多的生意涉及南北，一旦两国对峙，对他们的影响便十分巨大，他们既然判断南北并立已成定局，就必须得找出一道沟通南北的桥梁来，在他们所想出的办法中，这个桥梁就是可以起到缓冲作用的西北了。这个分析，倒与杨浩分析芦州在诸藩中的特殊地位，继而选择工商兴洲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    至于说天下承平，商人的生意才兴隆，那也未必。春秋时诸国林立，屏障重重，照理说对商贾是最不得宜的了，而实际上商人当时不但获利极高，而且社会地位极高，所到之国，该国将相都以礼相待，十分敬重。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各方诸候也是如此，盖因有求于他们罢了。

    杨浩缓缓地道：“你们的长老认为，西北之地足以自立，为中原与契丹之缓冲，也是你们商贾通有无之桥梁，所以你们想在那里扶植一支势力，可以保护你们，给予你们最大的方便？”

    崔大郎颔首道：“正是，其实